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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义务性特征——以劳动权宪法文本的历史演进为线索

2020-12-02 11:45:55

摘要:八二宪法写入劳动义务,给理解我国宪法劳动权带来了困扰。学界既往讨论多以现世眼光来解读劳动义务条款,认为其无实际意义乃至应予删除。这种解读纵然没错,但并没有深入挖掘劳动义务引入宪法背后的原因。回顾历史上宪法劳动权的变迁,劳动义务一直映衬其背后,只是在八二宪法以前没有写入宪法。五四宪法颁行后,伴随经济改革而来的是一系列规定劳动义务的法律,包括对不工作、不服从工作分配人员的劳教,和对人民公社社员最低工时要求。同时,立法对参加劳动的公民以更多政治、社会权利,间接督促公民参加劳动。八二宪法写入劳动义务,是对五四宪法后经济改革成果的确认。

关键词:宪法劳动权,劳动义务,计划经济

正文由《领导科学论坛》杂志整理。

一、问题之提出

生活在以社会主义为立国理念的中国,劳动、劳动者、劳动权这一系列概念在我国宪法中的含义十分复杂。我国宪法虽然早就规定了劳动权,劳动义务的规定是在八二宪法中才加入的。这一变化是值得玩味的,为何在我国启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会加入这种似乎与经济改革趋势相背离的宪法义务。

对于如何理解宪法上的劳动义务,学界早有过探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部分学者也都认为宪法劳动义务的规定并无多少法律意义。如有学者认为,虽然道德上劳动义务值得肯定,法律意义上的劳动义务与禁止强迫劳动的国际法精神违背,也与我国的经济改革的趋势不符。[1]还有学者认为劳动义务的含义可理解为自食其力的义务,国家并无权强制公民劳动。[2]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不管将其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抑或是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宪法中规定都无甚意义[3]、“中国宪法的劳动义务规定应予删除。”[4]既往的研究多以今天的视角来理解宪法上的劳动权、劳动义务,而并没有花费多少笔墨去挖掘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脉络,来探究我国宪法为何会出现劳动义务。实际上,作为一种公民对国家,或者说对社会所负担的义务,劳动义务的规定有其思想根源。在17-19世纪,现代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家们,早就为其“理想国”的公民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劳动义务。[5]而随后社会主义浪潮中诞生的宪法往往也都会规定劳动义务。早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宪法第18条就已经规定“劳动是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义务”,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依旧延续了这一规定。[6]我国却在五四宪法中没有规定,而直到八二宪法中才正式确立引入这一义务,反而显得不正常。

笔者将在本文中梳理我国宪法文本中劳动权条款的变化,进而指出尽管早期宪法没有规定劳动义务,在我国宪法创制早期,劳动一直具有明显的义务属性,八二宪法对于劳动义务的引入乃是五四宪法精神的延续。

二、五四《宪法》以前劳动权的规定

追寻我国宪法劳动权的发展历程,眼光应该投向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初在江西成立苏区时期,那里的宪法文件更为纯粹地表露了制宪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虽然还不是一部完整的宪法,但它是一部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宪法性文件,可以说是《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雏形。”[7]

(一)瑞金政府时期

我国的立国方式深受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浪潮影响,1848年《共产党宣言》最后的高呼“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深刻道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理想,而在随后成立的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无不致力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二战中,在斯大林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虽然宣布解散,但苏联仍然有着“共产国际”的作用,对我国的政局、宪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的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8]站在这样一种政治立场上,1934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第十六条规定“中华苏维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在这样一种宪制结构下,宪法权利的主体并非以国籍为其必要条件,而完全是以每个人的阶级,或曰生产方式为尺度。我国的这一部宪法文件,他不仅明确区分统治者和要反对的对象,而谁能加入统治阶级则以生产方式作为识别依据,然后在法律上为不同阶级配置不同的权利。[9]

在苏区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已经推开了土地革命,能够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已经消亡。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第一条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同时在苏区亦不存在大的私营企业,也没有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毛主席在19341月发表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10]在这样一种经济背景下,没有现代的社会福利,劳动不是法律义务,但也是现实中无法逃避的。

(二)抗战时期至五四宪法颁布前

19391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从体例上直接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三个大标题,将关于劳动权的内容放到了较为靠后的民生主义章节下(第24条),内容也做了调整,不再表述为为了“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而不限制权利主体,将保护对象扩展到所有人。比至19464月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依然没有放在很突出的位置,而是将其放在第二章人民权利下的第二条,而且是将劳动权保护揉进“免于偏枯与贫困的权利”中,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顺带规定。不过,这一时期的文本无疑是受到了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土地和私营经济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不过这种变化很难说体现了建国后宪法的精神。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体例上并没有辟出单独的基本权利章节,而是择众基本权利之要者,置于总纲中规定,主要是选举权与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第一代人权。这部“代宪法”将对劳动权的保护,零散的放入第四章的经济政策中,且其所提及的保护范围太过具体,实无宪法规范应有的涵盖面积。如第三十二条“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

三、五四宪法制定后的劳动权

(一)五四宪法中劳动权的设置

1954年宪法不仅是一部历史文献,而且以其独特的宪法价值观影响了我国宪政制度的发展进程。[11]其内容、结构已经与今天的宪法相类,具有总纲、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四章(序言在毛主席看来也是一章)。[12]这部《宪法》在总纲的第十六条规定“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公民基本权利章则对劳动权进行了分条、更为详细的规定,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二)宪法劳动权条款中劳动义务的引入

随后的1975年与1978年的两部《宪法》虽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但其对于劳动权这一部分的修改仍颇为令人玩味。这两部《宪法》在总纲部分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均是“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从规范结构来看已比五四宪法中的规定更为完整,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在劳动权的具体规定方面,七五宪法将五四宪法的三条规定予以压缩,集中规定在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七八宪法又回归了五四宪法的三条列举模式,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规定与五四宪法的规定除了具体的措辞上有些改动,主要内容基本无异,主要体现出一种继往开来的样态,毕竟1954年乃是开国之初,各项制度都是从零开始,表明国家要建立各种劳保制度;而1978年之时,四个五年计划早已过去,一些制度初具规模,所以具体规定的措辞有所改变。这两部宪法中“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规定与苏联宪法源出一脉,虽然并没有明确规定劳动义务,但其背后的义务性的内涵已是跃然纸上。

1982年《宪法》对于劳动权的规范设定又再次进行调整。第四十二条规定明确引入了劳动义务,除了提供就业还改善工作环境提高报酬外,提出国家的劳动培训、组织劳动竞赛等内容。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劳动者休息权与五四宪法基本无异,只是略去“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的表述。第四十四条规定了退休制度,是八二宪法的新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延续了五四宪法的社会保障权规定,内容基本没有变化。其后的数次修宪,这一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在1993年的修正案中将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国营企业变更为国有企业,这主要是配合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修改而做的调整。

四、宪法“劳动义务”的具体化

五四宪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国确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蓝图,他的颁布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迅速推开。正如学者所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劳动权属于一种极端的受益权,这种劳动权超越了‘劳动的商品性’,个人直接与国家建立起某种劳动关系。”[13]国家与个人直接产生这种关系时,在宪法上规定公民的义务才是恰当的。而五四宪法制定之时,三大改造并没有完成,私营经济还广泛存在。宪法总纲部分的第五条还规定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四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不规定全民的劳动义务也是合理的。

虽然五四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劳动义务,但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立法中强制公民参加劳动的内容开始浮现。这种规定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是直接法律规定公民必须参加劳动,第二是通过给予参加劳动的公民一定政治、社会权利上的优待,来间接督促公民参加劳动。

(一)直接规定公民必须参加劳动的法律

五四宪法虽然只规定了劳动权,但实质上捆绑了劳动义务。1952年《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写到“至对于有劳动力的游民乞丐,则应强迫劳动,条件可能时最好是集中收容,劳动改造。”这一规定意图很明显,政府不承认“乞讨权”,游手好闲者就要强制劳动。1957年《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中再次明确“在农村人口流入较多的大城市,应当由民政部门设置收容所……收容中可组织他们劳动生产,自挣回家路费”,同时“防止农民弃农经商,进城从事商业投机活动。”

同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目的十分明确即“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其认为需要劳动教养的情形就明显包括“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而在计划经济下,人人依附于组织,几乎不可能存在没有被“安排工作”的情形,劳动义务的落实是可得的。

此外,当时也有类似的“最低工作时长”标准。如1962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生产队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规定每人应该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具体立法直接规定了处罚措施,在没有完整产权制度、没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个人如果想生存下去,除非按照国家的安排劳动外,似乎也没有其它方式(起码在法律制度的层面看)来获得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

随后,在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中更是赫然载明“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不得食虽然不能算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但劳动义务的含义已经十分明显。

(二)间接督促公民参加劳动的法律

首先,劳动者成为宪法权利的特殊主体,享有社会权优待。宪法权利的主体按不同的权利类型有不同的权利主体,对于基本的三大自由,通常规定为所有人都享有,而对于社会权之类,外国人通常不能完全享有,而参政权往往为一国国民所独享。[14]而在《宪法大纲》中抛弃了民族主义的国别之分,直接赋予外国劳动者等同于中国劳动者相同的政治权利。五四宪法中,虽然广泛规定了各种社会保障权,但这些社会保障权、休息权只归属劳动者独享。

其次,劳动者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公共生活。这体现在劳动者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国营经济组织的运营上。1961年颁行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明确要求企业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第六十条规定其职权包括讨论解决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批评乃至撤换企业领导。“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15]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公社不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劳动者与员工/社员亦不分,劳动者分享一部分的管理企业管理权也是合理的。不过,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动者↔资方≈劳动者↔国家,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存在第三个主体,国家既是雇主也是监督实施劳动权的执法者。这本身似乎是有违自然公正原则的,所以借用政治自治制度来保护劳动者权利也是在那种体制下更为合理的手段。由此可见,成为劳动者,履行劳动义务,类似于一般意义上的纳税义务。在近代世界各国的宪法史上,包括我国清末时期,履行纳税的义务曾经在法律上被设定为行使参政权(主要是投票权)的一个交换条件……而在进入现代宪法时期以后,公民的纳税义务则构成宪法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以及实质上的平等权的一个先决条件。”[16]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而且具有一种内在的政治结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二元划分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的逻辑起点与现实基础。”[17]

五、结语:八二宪法对劳动义务的引入

八二宪法虽然制定于改革开放之后,但刚刚起步的经济改革还不足以扭转我们八二宪法制定者的思想,八二宪法依然是五四宪法的延续,他将一些五四宪法所没有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想吸收了进来。上文提及《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设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五四宪法并没有规定,而八二宪法则正式引入了这一制度。八二宪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十七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规定无疑与我们的经济改革的方向并不十分契合。因为,即便在二战后,国家干预的范围越来越广,这种治理模式也并不合于主流。在美国这种十分强调个人权利的国家,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不可能被员工分享,只能由企业的股东会控制,除非员工取得期权成为股东;在欧陆的德国,员工确实可以影响企业的管理,但是对于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只是通过监事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对于股份公司,员工除了可以进入监事会,还可以在董事会获得固定的席位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18]由此可见,非计划经济的世界里,不论哪种员工参与公司管理的模式都远没有达到员工可以民主管理公司、决定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的地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惯性下,宪法制定者们还是按照五四宪法的蓝图进一步明确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劳动义务入宪也是同理,在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我国也有了类似苏联的计划经济制,个人对国家的劳动义务也在事实上确立。八二宪法像苏联宪法一样写入劳动义务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不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旧有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不再,宪法变迁的理论使劳动义务条款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但他依然可以像美国宪法的禁酒令一样,继续静静地躺在宪法文本中,供后世的人民去解读或者诟病。他的存在无疑昭示着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我们的先民们所曾提出过的那些虽然凋零但并没有死去的社会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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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义务性特征——以劳动权宪法文本的历史演进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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